云顶官网是多少,我军领袖虎困牢笼,此人冒死带他手稿出来,却历半个世纪无人知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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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11 17:59: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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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顶官网是多少,我军领袖虎困牢笼,此人冒死带他手稿出来,却历半个世纪无人知晓

云顶官网是多少,方志敏是红军时期我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干部。

方志敏被捕时,是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,党中央委员、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。

有一种说法,即方志敏如果没有参加革命斗争的话,他应该是个大文学家。

方志敏在读书时代就曾与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主编的邵力子多有交流,并在该刊发表了自己的散文诗《哭声》。

从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,方志敏加入江西“改造社”,成为了《新江西》季刊的主要撰稿人。

其后不久,方志敏住上海邵力子家,担任《民国日报》校对。

在上海,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开始创作《谋事》等白话小说在《觉悟》副刊发表。

1923年年初,方志敏的白话小说《谋事》还一度与鲁迅、郁达夫、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共同入选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《年鉴》。

由此可见,方志敏不但是著名革命家,还是革命家中的文学才子。

不过,1924年后,在很长的时间内,方志敏的创作作品量消减下来了。

因为,这一年三月,方志敏发动了革命暴动,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。

然而,1935年的2月至8月这段时间,又成为了方志敏创作的高峰期。

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方志敏文集》中,有一半的文字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。

这段时间是方志敏虎困牢笼的时间——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,方志敏于1934年冬带领红十军团北进皖南,转战于闽浙皖赣边一带,1935年1月底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。

困坐狱中,向来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、坐不暖席的方志敏终于“安定”下来了,他自料去日无多,就想把“一点自己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”写出来,总结自己这些年来的得失,把自己对战友、对祖国的爱都写出来。

当方志敏向监狱方索要笔纸时,监狱方以为他是要写自白书、悔过书之类,就满口答应了。

得到了笔墨纸张,方志敏马上奋笔疾书。

写的时候,他还劝一同入狱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和红十军团第19师师长王如痴也写一写。

方志敏在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中是这样写的:“我曾嘱咐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,他认为写出寄不出,没有意义,不肯写,仍旧与刘整日下棋。我因他的话,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,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”。

但方志敏接着又写:“后因有法子寄出,才又重新来写。”

这“有法子寄出的”的“法子”即是已经找到了代为向外送文稿的人,但这个人是谁,为了保护好这个人,他没有写。

由是,到底是谁为方志敏向外送文稿,这就成了为历史上的一个谜。

不过,在方志敏向外送出来的文稿里,却夹杂着两封不伦不类的信件,这两封信件似乎就是写给代为送文稿的人的。

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方志敏文集》中,编者给这两封信加上了标题,分别是《给某夫妇的信》、《遗信》。

《给某夫妇的信》近1300字,里面有提到:“我自落难以来,承你们友谊的帮助,实为感激!故我在临刑前.写这封信给你们,表现我对你们的希望……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,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!我绝不是要引导你们上危险的口口口,而是要引导一对有革命信仰和热诚的人们,从反革命营垒,跳入革命的营垒;从罪恶跳入正义;从黑暗跳入光明!愿你们亲爱地生活并合作的努力!”

《遗信》则只有短短400多字,全文如下:

“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,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。是写给我党的中央,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,所写的文稿,与你的关系,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。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,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。写了三张信纸,在右角上点一点作记号。另一信给孙夫人,在右角上下都点了一点,一信给鲁迅先生,在右角点了两点。请记着记号。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,无论如何。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,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!我知你是有决断的人,但你的周围的人,太不好了,尽是一些黑暗朋友!只要你向光明路上前进一步,他们就百方要把你拖转去两步!他们不要你做人,而要你当狗!就是你的夫人,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,当然她还算是她们之群中一个难得的佼佼者。大丈夫做事,应有最大的决心,见义勇为,见危不惧,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,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!晚间蚊虫咬人很利害,你家有没有多余的旧帐子?有,即给我一床;没有,我想托人去旧衣店买一床价贱的纱帐。即致

敬礼

高的廿元,想不到办法给他吗?”

从两信结合来看,帮助把文稿往外送的是一对夫妇。

不过,这两封信上都没有出现这对夫妇的名字,谜团依然存在。

要知道这对夫妇的名字,还得查看方志敏另外写的向党中央介绍这对夫妇写的介绍信——也就是《遗信》第一句提到的:“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,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。是写给我党的中央,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,所写的文稿,与你的关系,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。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,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况。”

可是,这封介绍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了,即使是研究人员也很少有人看到全文。

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由于修订《方志敏年谱》的需要,经有关人士着力查找,这封信才重见天日,出现在人们眼前,并在收入了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方志敏全集》中,被标以《给党中央的信》之名。

信里面不但交待了送文稿人的名字和隐约身份和其对革命的同情心,还披露了许多新的史料,对破解狱中文稿之谜大有裨益。

对于送文稿人,方志敏是这样介绍的:“这些文稿,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,他答应在他出狱后,送交中央。胡罟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,但他倾向革命,故在狱中给了我一些帮助。我曾与他谈了不少的话,并写了许多信给他,他表示很坚决而且诚恳。他愿意站在党的同情者的立场,接受党的指导,帮助党做所需要他做的工作。他共有房地产值十万元,愿意拿出大部分来帮助革命。我告诉他来沪开印刷所,办杂志,鼓吹革命。请中央派一个同志去领导他。只要领导得好,他是可以替党做不少的工作。他与他的妻的思想,还需中央给以训练!他交游甚广,干谍报、兵运,救济被难同志等工作都可以做。”

也就是说,代送文稿的人叫胡罟人!

和《给某夫妇的信》、《遗信》不同,这封信是写给党中央的,胡罟人在送信过程中,应该没有看过。《给某夫妇的信》和《遗信》虽然是写给胡罟人的,但胡罟人认为方志敏在狱中写的一字一句都弥足珍贵、而且《遗信》中还详细交待有送信的记号,为了不致将信送错,就带着它们连同其它文稿一同交给接头的联络人了,它们后来就收入了后来的《方志敏全集》了。

按照方志敏在《给党中央的信》中的说法,胡罟人“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”、“共有房地产值十万元”、“交游甚广”,应该不是藉藉无名之辈,可“胡罟人”一名竟然史上查无对证,可见,“胡罟人”还是一个假名!

那么,“胡罟人”到底又是何方神圣呢?

答案只能从接头的联络人那边查找了。

按常理推算,《给党中央的信》应该是传出的第一份文稿。

原因不难理解:这一封信先是投井下石,信如果能成功送达,才会考虑后面的文稿要不要通过这条渠道继续往外送,而且,送的第一份文稿,定然是介绍信当先了。

读过高中的人应该记得,高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唐弢写的课文:《同志的信任》。

文中是这样写的:“一九三五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 鲁迅先生在预先约定的地点,会见了一个陌生的女青年。互通姓名之后,来客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,还有一封已经有点磨烂和破损的信,头尾都没有具名。鲁迅先生读完这封短信,和来客谈了一会,把她送走了,自己也立刻带着纸包和那封信,急急忙忙走回家里。灯下,他郑重地打开纸包,按照那封信里指明的记号,把右角上用墨笔点了两点的一张毛边纸捡出来。那是一张空白毛边纸。鲁迅先生用洗脸盆盛满水,滴入一点碘酒,把纸平放到水面,纸上立刻现出了淡淡的字迹。这是方志敏同志生前从狱中用米汤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。”

在这里,唐弢提到方志敏用米汤誊写文稿传给了鲁迅先生。

用米汤誊写文稿的事是真的。

事件见证者胡风回忆说:“1935年四五月间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,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,鲁迅弄不清是哪里寄来的,把白纸拿给我看,我也不认识。我去找吴奚如同志,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。回来后,我买了碘酒,擦后果然显出了字,即拿去给鲁迅看。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,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。”

另一个当事人吴奚如也详细地记载了此事,并写道:“党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,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线路。”

《同志的信任》一文中说鲁迅收到文稿的时间是1935年冬天,收到的的文稿为《清贫》和《可爱的中国》,这与胡风和吴奚如说的时间不符,而且,从胡、吴两人的回忆来看,用米汤写成的应该是《给党中央的信》,也就是方志敏从狱中传出的第一份文稿!

由此可见,唐弢并非事件当事人,《同志的信任》所记,多是道听途说,不足为凭。

然而,但唐弢所写的女青年传文稿的事却是有据可查的。

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魏中祁就声称,《同志的信任》里面说的女青年就是她的妈妈。

魏中祁回忆,1959年,当时她正在读大学,一个偶然的机会,看到方志敏的夫人缪敏曾给母亲程全昭的来信,觉得非常奇怪,再三追问母亲,母亲后来说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:1935年,19岁的程全昭从杭州前往南昌,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方志敏传递过手稿。

魏中祁说,那时母亲程全昭与同学高家骏是一对情侣,可因门第悬殊,程全昭的父亲不同意二人交往。高家骏一气之下从杭州跑到南昌绥靖公署当差,成了看守所里面的看守人员。1935年暑假,高家骏从南昌给程全昭汇来20元钱,让她火速赶到南昌,有事相商。程全昭便背着家人来到了南昌。

一见面,高家骏对程全昭说,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助共产党的领导人方志敏传递文稿。程全昭那时年纪小,也不知道害怕,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高家骏交给程全昭一包东西和3封信,让她到上海,把信分别交给宋庆龄、鲁迅和李公朴。

程全昭带着手稿和信来到上海,住到白克路宝隆医院的同学那里。第二天,她先来到宋庆龄家,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对她说,宋庆龄到庐山避暑去了。程全昭估计见宋庆龄不那么容易,又按照地址找到内山书店。店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她是来找鲁迅的,说:“鲁迅你是找不到的。有什么事儿,我替你转告吧!”

“我妈妈看那人也蛮老实的,就把信和纸包交给了他。”魏中祁说,“那时候她年纪小,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的方法。”

送出纸包后,程全昭又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。听她说明来意后,李公朴有点儿迟疑。程全昭记得,他夸张地捋了一下头发说:“哦!有这么一回事。我不认识这人,信放在我这儿看吧!”

由此可见,唐弢所写的《同志的信任》不实,“女青年”带来的文稿和信并没有直接交到鲁迅手里。

魏中祁又说,交了信给李公朴的当天晚上,一个穿着入时的少妇找到程全昭,对她说:“你来上海送信,已经有人知道了。你得赶快离开,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。”

本来程全昭跟高家骏说好要在上海等回音,再回南昌报信。听了少妇的话,她有些紧张,就偷偷回到了杭州。后来,程全昭才知道来报信的少妇是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。

胡子婴的确是转交方志敏的主要人员之一,她在《书林》著文回忆接交方志敏手稿的经过: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,有一个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,受方志敏烈士之托,设法将一个文件送交党中央。因他不认识共产党员,他将文件送到我家。我们并不认识他。因为我们是当时救国会的知名人士,他认为送给我们是不会错的。我们感激他为烈士做了好事,留他在家吃了晚饭。据他说方志敏烈士是坚贞不屈的,是气贯长虹的。方志敏受过酷刑,又加利诱,后期与他同关在一个受优待的监狱里。蒋介石千方百计向他招降,而方志敏就利用了受优待的机会写了文件,在临刑前交给此人,托他出狱后交给党中央。这个文件是用毛笔写的,也是写在十行纸上的。我看字迹是与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。当夜我看完了它,题目就叫“可爱的中国”,四九年上海一解放就出版了。在前言中说到这是鲁迅先生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,事实并非如此,因为这个文件到我手中时,鲁迅先生已故世一个多月了。我是十一月十八日得到文件,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2时,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。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,当时没有搜查房子,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,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,就打电话给宋庆龄,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,她同意了。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(共产党员),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,我将文件交给他,送交宋庆龄。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

从胡子婴的叙述来看,她是1936年11月才收到《可爱的中国》等文稿的,而她提到“字迹是与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”,可见,在1935年下半年,她是有看到过《给党中央的信》的。

而且,她说的送稿人是“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”,与《给党中央的信》中对“胡罟人”介绍情况相同。可见,胡罟人既不是程全昭也不应该是程全昭的未婚夫高家骏。

而且,按照魏中祁的说法,程全昭回家后,家里人知道她替方志敏传递手稿,全都吓坏了,把她关起来,不准出门了。

而方志敏的文稿是分批送出来的,看来,程全昭所送,只是其中的一次,并非主要送稿人。主要的送稿人乃是另有其人。

这人到底是谁,问题一直悬而未决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胡逸民回国定居,才道出实情:“胡罟人就是我啊!”

胡逸民早年参加过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革命。

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,胡逸民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。

胡逸民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,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,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、徐州、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,屡被蒋介石重用,又屡次被蒋介石怀疑,四次被蒋投进监狱。

1931年,蒋介石曾经派胡逸民到西安杨虎城处做联络代表。

胡逸民交游广泛,口才极佳,在西安和杨虎城手下大将冯钦哉结下深交。

胡逸民还在西安娶了年方18岁、貌美多金的向影心为三姨太,证婚人就是杨虎城。

也不知是什么事惹恼了蒋介石,蒋以通共罪名将胡逸民关于南昌军法处看守所。

在南昌监狱,胡逸民结识了方志敏,成为了挚友。

方志敏因此在《给党中央的信》中写道:“我曾与他谈了不少的话,并写了许多信给他,他表示很坚决而且诚恳。”

为了证实自己就是方志敏写的“胡罟人”,胡逸民写下了《狱中结识方志敏》一文详细回忆了自己与方志敏结识、交好,并代为传送文稿全过程。

他写:“我与方志敏相识,是一九三四年我第二次坐牢,与方志敏同囚一狱,关押在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的时候。我在看守所是特别优待号,所长、牢卒知道我的来历,所以我在监狱里行动自由,可以随便走动。方志敏入狱的一天,轰动了整个看守所,盛传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三省主席。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,就上去看热闹,只见方志敏身躯长大,穿着袄裤,与方志敏同时入狱的还有三个人,一个人身躯比较矮小,左臂已断,其他两个人均负不同枪伤,四人的脸上都因行军作战晒成黑色。第二天,我抱着好奇的心情又去看方志敏,隔栅相望,我打了个招呼,起初,他对着我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好几遍,象对待敌人一样。以后,我又多次去看望,也不交谈,他也难解我意。当然,我的确也是无意的。不过,我这个人不管什么立场不立场,听到他是共产党三个省的省主席,来头不小,倒很愿意去接近他。”

就这样,胡逸民渐渐和方志敏成为了朋友。

胡逸民说:“我生来健谈,好评政事,我们两人交谈时,总是我谈得多,他谈得少,实际上是我向他交了底。当方志敏知道我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,在香山加入国民党时,总是赞扬我。他气愤地为我坐牢而不平。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,我也拿些给方志敏。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。有一天,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,能否为他捎一封信,我满口答应,保证由我夫人送到。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,他对我更加信任了。”

这“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”,应该就是《给党中央的信》。

胡逸民接着记:“蒋介石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。事后方志敏告诉我,他对蒋介石的回答只有一句话:‘快下命令吧!’意思是,要杀就杀吧!蒋介石亲自诱降失败了。在一个黑夜里,方志敏与我作最后一次诀别的谈话。他暗暗塞给我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,恳切地对我说:‘胡先生,你一定会获得释放,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,拜托你,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。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鲁迅先生。’‘鲁迅先生我不认识!怎么办?’我说。‘不要紧,我这里写好一封介绍信给你。’他说着就把稿子交给我。我接过稿子,用绳子牢牢缚好,暗暗放在我的床底下。”

文章的最后,胡逸民写:“方志敏牺牲后的一些日子里,我终日恍惚,一闭上眼,他的脸容就浮在我的面前。现在我仍在囚室里,无人倾心交谈,精神非常痛苦。心想长此下去,总非办法,我的子女亲友此时也先后来探望,商讨营救出狱之策。这年秋后,请于右任讲情,由冯钦哉出面保我出狱。离开监狱时,我把方志敏交给我的一大包稿子,小心翼翼地掩藏在行装中带了出来。我没有在南昌逗留,先到杭州休息了一段时间,会会朋友,看看动静,再设法去上海,以完成囚友之托。大约是第二年,我选了个好日子,带着方志敏交给我的稿子和信件到上海,寻找鲁迅先生。我找到鲁迅先生的住宅,可惜他不在,无缘结识鲁迅先生,这是我一生憾事。我留下名片和方志敏的信,约定在四川路一家菜馆见面。后来是章乃器和他的夫人胡子婴来的,经过谈话,并一同吃了饭,知道了他们的身份,我就大胆地把稿子交给他们了。我见他们当即打开稿子,有一小筒上面写着《可爱的中国》字样,其他文字稿我就不清楚了。完成囚友之托后,心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踏实。因我出狱不久,余悸未消,国民党如果知道这件事,不知会带来多大的祸害,所以以后我一直没有去找他们。”

至此,代方志敏外送文稿的谜团才算水落石出。